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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總裁和老東家“互撕”背后,更大的問題浮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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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總裁也討薪?
今天開眼了,看到券商副總裁怎么計算薪資了。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粵開證券原副總裁黃達明,向前東家討薪,包括2019年1月-2020年11月的績效獎金200萬、5年未休年休假工資132.18萬元、最后離職當月工資10萬元,以及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賠償金84.35萬元,合計426.53萬元。
相關文書披露后,不少人對這位券商副總裁的工資計算方式比較感興趣。資事堂在8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的已經很詳細了,主要就是“固定薪資+浮動獎金”。
按照粵開證券和黃達明簽訂的勞動合同,黃達明的固定薪資就有每個月稅前10.04萬元,每年13薪。
浮動薪資實際上是績效工資,高管的總獎勵為當年公司總利潤的10%,高管個人再按照各自的職級系數分取這部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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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績效獎金,雙方各執其詞。
黃達明表示其2015年-2018年分別獲得獎金242.92萬元、87.45萬元、70.21萬元、58.83萬元,主張2019年和2020年分別獲得績效獎金120萬和80萬。
但粵開證券主張黃達明2019年年度考核不合格,且因其本人原因導致黃達明和粵開證券受到監管處罰被扣50%的績效獎金,2019年實際應發金額為21.3萬元;2020年黃達明不再擔任副總裁,且2020年5月起不再提供勞動,無需支付2020年獎金。
最終法院對黃達明2020年績效薪資不予支持,但支持黃達明獲得2019年績效獎金39.05萬元,以及5年未休年休假工資40.34萬元,合計79.3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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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計算券商前副總裁的薪資外,里面還提到的“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看起來也頗為有趣。
粵開證券主張的是,黃達明的嚴重失職,給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所以要與黃達明解除勞動合同。
事件的起因則是2020年黃達明分管的資管業務遭到廣東證監局開具罰單,廣東證監局認為,粵開證券存在資管業務合規管理存在漏洞、風險管控不足、資管計劃之間違規進行債券交易等問題。
理由看起來還是挺充分的,但是在查找資料過程中,筆者翻出了2020年7月30日粵開證券的一則任免公告。
公告顯示粵開證券一口氣罷免了包括黃達明在內的6位副總裁的職務,聘用了一位新的副總裁,并且任免原因是根據公司經營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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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開資料顯示,黃達明2003年開始加入粵開證券(前聯訊證券),任職長達17年。2019年粵開證券經歷了一場股權變動,而此前的粵開證券,曾長期處于無實控人的狀態。
2
營收下降,凈利大增
7月31日,粵開證券發布了2023年半年報。
數據顯示,報告期內,粵開證券實現營業收入3.64億元,同比下降11.56%;實現歸屬于掛牌公司股東的凈利潤0.53億元,同比增長1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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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下降超過一成,凈利潤卻大增1.75倍。按照粵開證券的解釋,主要是營業支出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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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財報上來看,粵開證券的營業收入主要來源于利息凈收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但相較于上年同期,這兩項收入其實都相對減少了,分別同比下降21.38%和5.20%。
營業支出中主要的業務及管理費、信用減值損失也大幅縮減了,二者分別同比下降19.92%和131.53%。
信用減值損失主要是固定收益及信用業務信用減值損失,業務及管理費中則包含了職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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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粵開證券的職工薪酬約為1.98億元,同比下降0.61億元,降幅高達23.55%。
從利潤構成那張圖中可以計算得出,期內粵開證券的業務及管理費同比下降約為0.76億元。
也就是說,占據粵開證券主要營收支出的業務及管理費減少,實際上主要是職工薪酬大幅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券業行家指出,今年上半年,全行業從業人員減少3323名,降幅約為0.94%;而在人員超過千名的券商中,粵開證券減員比例較大,減少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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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能解釋為什么粵開證券可以在營收下降的情況下,凈利潤還能逆勢大增了。
其實繼續扒下去還能看到,2022年年報數據顯示,粵開證券年度薪酬合計4.88億元,同比下降15.79%;以報告期末在冊人員計算,人均薪酬為30.04萬元,較2021年的40.76萬元,下降了10.72萬元,降幅26.30%。
而與之相應的,確實主要高管薪酬增加了近三成。券業行家梳理得出,2022年粵開證券全體董監高人均薪酬為100.19萬元,同比下降8.23%;其中,高管人員人均薪酬150.50萬元,同比增長27.26%;此外,獨董人員人均薪酬為17.59萬元,同比增長51.20%。
總結一下就是,2022年以來,基層員工降薪又裁員,高管薪酬反而逆勢上漲,歸屬于掛牌公司股東的凈利潤也實現了大幅上漲。
3
理想與現實
2023年6月9日國際金融報發布的一篇《金融“降薪潮”真的來了?》結尾,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強永昌提到,“近年來,國家一直在強調要‘共同富裕’、避免產業資本‘脫實向虛’。金融行業的降薪主要是由政府推進的。”“降薪的確定性關鍵在于共同富裕。”
注意,降薪的確定性關鍵在于共同富裕,也就是說,政府推進金融行業的降薪主要是為了共同富裕。
但我們實際看到的呢?
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損不足以奉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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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們在申萬宏源的“討薪風波”中也聊到過類似的問題。一方面,過去金融行業的員工在一定程度上確實也算是高薪,券業整體降薪是大勢所趨;但另一方面,券商行業的薪酬結構也存在一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員工相對于公司還是比較被動。
今天這篇文章的分析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特別是將基層員工和高管的薪資增減放在一起對比時。
申萬宏源的那篇討薪函中,員工表示,“泡面榨菜,餐風露,朝夕相伴”,“前臺無助,中臺無辜,后臺無功”,真是數盡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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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似乎和“共同富裕”的初衷相背離了。
問題出在哪里了呢?
深圳中金華創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濤表示,券商的基層員工是券商利潤的主要來源和創造者,金融行業限薪令的主要目的是反腐,而不是讓管理者拿去切基層員工的“蛋糕”。他建議管理層應在發布行業規則之后持續關注法令法規在落實中的偏差。
《大明王朝1566》中虛構了一段“改稻為桑”的情節,讓農民們不種稻子改種桑樹養蠶,理想狀況下這本是“上利國家,下利黎民”的好事,但在實操過程中卻是加速土地兼并,讓農民變流民。
法規的落實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順利,理想回歸到地面總是充滿了各種變數。
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但把視角拉長,我們又是在曲折地前進。
還是我們之前說到的,歷史總會向均值回歸。